到武汉后的第三天，徐慧连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“你要管好两个女儿，别让她们被传染。”电话最后，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，“我有两个女儿，我俩的基因都被遗传了，即使有什么意外，也不遗憾了。”
吴晓虹到达武汉的一个多星期后，在和同行聊天时，有人突然说，“我们要不要立个遗嘱。”她沉默了几秒，突然说了一个词：向死而生。
徐慧连和吴晓虹都是支援武汉的浙江医生。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，一位是浙江大学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。
抗击新冠肺炎，这场战争没有硝烟，却异常凶险，她们和同行们在最前线，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，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。
她在心里喊了声：我的天
2月8日是元宵节，这是吴晓虹来武汉的第14天，也是她心情最舒畅的一天：当天医院有7位病人康复出院。
大年初一，浙江组建首批人医疗队奔赴武汉，吴晓虹是其中之一，他们医院。初到那里，她就感到形势比想象中的要严峻。“一是病人基数很大，二是这个病的传染性真的非常强。”
吴晓虹和同事到达武汉那天，武汉确诊新冠肺炎例，3天后，这个数字翻到了例。
医院重症护理护师、同为医疗队队员的董凌峰有一次晚上8医院的发热门诊，还看到大约有多人在候诊。
他们还看到武汉一些同行夜以继日的高负荷工作。
“最让我们意外的是，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比较高，病*的传染性的确厉害。”吴晓虹形容当时的自己：心里咯噔一下。
早前，曾有支援武汉的医生在日记里这样写：听说，同一层楼工作的当地一位医生确诊，我们内心百味杂陈，既为这名医生感到担心，也担心自己是否有传染风险。
吴晓红和同事皮博睿
医院支援的徐慧连则感到了另外一种压力。
她1月28日随浙江省紧急医疗队到达武汉。2月3日进入普通病房工作时，并没有感到异常之处。第二天，工作联络群内负责人询问：医院的重症医疗组医师人手紧张，需要支援，哪位医师有重症监护室工作经历？
有10年ICU经验、10年呼吸科经历的徐慧连第一时间报名。
进入ICU后的徐慧连在心里喊了一声：我的天！
“里面的病人几乎都上了纯氧，这意味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。平时在ICU，不会遇到整批这样的患者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很大的冲击，内心很沉重。”
为了做好防护，医护人员们小心翼翼。
医院时，不摘掉口罩，不脱防护服，不吃不喝不上厕所，避免职业暴露。她在住宿的酒店准备了一台紫外线灯，放在卫生间，进去后，所有外衣都消*处理。
和吴晓虹同属一个医疗队的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岳亮说，医院开出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医护人员午餐，“每次吃饭就进去一个人，这个吃完，下个再进去。”
董凌峰说，在酒店里，大家也不相互串门，实在想聊天，就各自站在房门口，说上几句。
保护好自己，战斗才能继续，想要取胜，这是他们要走好的第一步。
我特别想抱抱她
“来武汉，是需要勇气的。隔离病房，太考验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。”吴晓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沉默，她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体力的考验自不必说：每天穿戴防护设备七八个小时，不吃不喝。有时候里面衣服全都湿透了，皮肤瘙痒也不敢去挠。
吴晓虹本来就有神经性皮炎，每次穿上那套装备，一热，一出汗，肩部、脖子就奇痒无比，但也只能忍着。
“有些护士皮肤比较嫩，时间一长皮肤都有点烂了。我们从隔离病房出来，都要用酒精棉签去擦洗耳朵鼻子，那个滋味，真是酸爽。”
如果这些忍一忍也就过了，心理上的冲击则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平复。
吴晓虹至今也忘不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是一位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。
吴晓虹询问病史时，程序性地问她家人的情况。
“她说，我先生两天前去世了，因为这个病。她说这句话时，眼神是空洞的，还带着迷茫。有些人在至亲去世时，会很激烈，比如大哭大叫，但是她的情绪很平静，是那种茫然无助的平静。”
老人手里拿着很多检查的片子，她把一堆片子递给吴晓虹时，又抽出几张说，那是她先生的，她要保管好，到时去殡仪馆领取骨灰时要用，“她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特别平静，就像说一件无关生死的普通事。”
吴晓虹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，她的眼泪涌到眼边，努力没让它掉下来，“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抱抱这位老人。”
事后，吴晓虹才了解到，老人的儿子也是因为新冠肺炎在住院，“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。”
说完这一切，吴晓虹低声叹了口气。
徐慧连会嘱托病人，下次让家属带些牛奶来，增加营养，有人迟疑了一下，低声说，“家里没人了，都在隔离。”
那一刻，徐慧连不知如何接话。她最后给病人建议，“让同病房的病人家属帮忙带一些。”
遭遇这种情绪的时候，吴晓虹尤其思念家人“平时在家，工作上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只要回去，即使什么都不说，见到家人就会松弛下来，家人这种情感上的慰藉是无可替代的。在这里，需要自己慢慢消化。”
幸亏我来了
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徐慧连其实在不断地做心理建设。
她进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，普通病房的同事对她说，前一天，病房里的一位患者走了，“那是位年轻人，才30多岁。”
之后，徐慧连参与抢救了一位60多岁的男性患者，“上了呼吸机，但他的生命体征平稳，很配合，看着体质不错，肝肾功能也没问题。”
就在徐慧连觉得他能化险为夷时，一天之后，来交班的她发现，这位男患者的床已经换了人。
“突然走的，满打满算也就一天时间。”那一刻，徐慧连有些恍惚，“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以前的抢救，多数时候会经历很久，找家属反复谈话。在这里，一切都很快。我就觉得，我和这个患者才匆匆一见，都没来得及仔细看他。”
有时候，徐慧连会因此产生无力和挫败感，“作为医生，我平时能力还可以，能救很多人。但这个时候，我会觉得无奈。”
徐慧连的无力感，吴晓虹也有，她常常会假设：如果不是在这么特别的时期……
这个时候，吴晓虹会想：幸亏我来了。“医生在疾病面前不是万能的，但来到这里，就能做点事，也许能改变点什么。说实话，我们一直没觉得自己有多勇敢，有多少担当，只是想做点事情，大家都这么想，情况总会有些改变吧。”
对武汉的同行来说，大概更能深切体会到这种改变。
此前有媒体报道，医院的医护人员看到省外来支援的医疗队，都哭了，说援*终于来了，快要撑不下去了。
“他们的呼吸科医生，一个月都没有休息了。”吴晓虹的同事、医院医生陈岳亮说。
吴晓虹也感受到了本地医护人员的辛苦，“他们真的苦，有的连续一个星期不能回家，撤下来还要隔离14天，也不能回去，只能对着手机视频和孩子通话；我们来了后，多少能帮他们缓解一点压力。”
她顺势和病人一起躺在地上
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三天，徐慧连遭遇了一次危机。
一位60多岁的女患者突然狂躁，扯掉自己吸氧的面罩、硬生生拔断输液管，整个人从床上往下滑。
“我和5位同行冲过去，想把面罩给他戴上，这可是要命的事，她本来就缺氧严重，没有面罩后，脸很快变成青紫色。”
病人又踢又打，对着徐慧连他们大喊，“我要医生，我要10位医生，让医生救我。”
徐慧连大声说，“我就是医生，你快把面罩戴上！”
无济于事。
顾不上太多，徐慧连和同行凑近患者，试图把她抬到床上。
“我弯腰去抱她，她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后背，紧紧地抓住我的防护服。”防护服一旦被扯破，徐慧连就会职业暴露，她不敢用强，顺势和病人一起躺在地上，用手轻轻拍她，以示安抚。
眼看着病人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，身边的护士眼疾手快，把面罩给她戴了上去。
“她不是故意攻击我们，她是缺氧太厉害，控制不住地烦躁，那种窒息感，让她有这种求生的挣扎。病人也特别可怜。”从地上起来后，徐慧连全身都是汗，她感到了后怕。“但当时也顾不上害怕，管不了那么多，做医生的，都有这种职业本能。有风险，也会去做，真的不幸传染了，也无怨无悔吧。”
太阳总会出来，花儿总会开
隔离病房里，也不是只有凶险。
医院的护士沈枫锋在病房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谢谢。
隔离病房里，没有护工，没有家属，病人的一些生活起居都是护士负责。除了发药、挂水这些基本的护理工作，领饭、打开水、洗水果、换纸尿裤，这些都是沈枫锋要做的。
“我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每位病人都会说谢谢。”沈枫锋说，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呼吸急迫，每说一个字，都要喘气，“但我给她洗个苹果，她都双手合十，努力说谢谢。”
徐慧连负责的病区，一位重症病人刚刚撤掉呼吸机，神志开始清醒，那天早上，她说“我要吃饭、我要喝水”时，徐慧连一阵欣喜，“她闯过了这一关，说不定马上可以转入普通病房。”
吴晓虹记得一位转来的危重病人，刚来时，胸闷气急，情况糟糕，他们调整治疗方案，两天后，这位男患者渐渐好了起来：可以自己呼吸，可以完整说话。
这种喜悦感让吴晓虹那一天都情绪颇高。更大的欣慰是他们接手病房后，没有出现过死亡病人，几位重症病人，也在渐渐好转。正月十五这天，7位病人还出院了。
徐慧连在电话里说，“我会做到光荣回归，但这样的环境也没办法百分百保证，做医生的都有两种打算。”
有同行说，要不要立遗嘱时，吴晓虹回了一句：向死而生。“对医护人员来说，死亡不算禁忌话题。”
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但又心态明媚。
“我每天晚上想的是：今天休息好，明天去打仗。我肯定是最勇敢的那位，我也最规范。”徐慧连声调抬高，说话哈哈大笑。
细腻的吴晓虹有天回驻地，她惊喜地看到原来大门紧闭的一些小店开始开门了，沉寂的街道有那么一点生机了。“武汉动起来了，那种寂寥的感觉被这种动感稀释了不少。”
她想起了元宵节那天，一位出院的老人对他们说的一段话：虽然这场疫情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，但不管怎样刮风下雨，太阳总会出来，花儿总会开，我们的生命也会生生不息。
元宵节当天，吴晓虹和同事送病人出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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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动！听说她是医生，网约车司机每天接送她上下班，有时等俩小时
医院儿科主治医师何保梅最近遇到了一件暖心事：她上班打车时，一位网约车司机得知她是医生，不仅不收车费，还连续四天，接送她上下班，无论她是白班还是晚班。“有一次白班，我晚上8点多才下班，医院门口等了我两个多小时。”
司机听说她是医生，每天接送她上下班
何医生这个春节留在杭州，和同事们三班倒一直坚持工作。她家住半山，距离远有11多公里，这段时间，因为抗疫，公交车班次少了些，为了赶点上班她就改叫网约车。“约车不大好约，我8号那天是白班，7号晚上就开始约车，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约上车。”
8号这天一早，司机开着车如约而至。
“上车后，我报了目的地，医院干什么，我说上班。他立马掐了表，说抗击新冠病*肺炎，医务人员冲在第一线，还有不少医生护士冒着危险去武汉支援，我也想为医务人员出点力。还说，其他医生护士上下班有困难，他也可以帮忙。”司机的话让何保梅感到温暖，而让她更感动的是下班后发生意想不到的事，“我下车后赶紧去接班，他给我留下电话，说下班再送我回家。”
一般情况，何保梅6点左右是可以下班，那天事情多了点，一拖再拖，6点半了，看一时半会还结束不了，她就给司机发短信说不用等了。
“他回复说会等的。”何保梅当时想可能也是说说的，也就没当回事。
8点多，结束工作的何保梅走出病房，一阵寒风迎面扑来，她不由自主一哆嗦，担心是不是又叫不到车回家了。
“医院门口，一眼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的车，当时有些激动，想是不是那位司机还在。”何保梅走近后，看见熟悉的司机在车内向她招手，“真的特别意外和感动。”
从那天开始，这位司机就准时接送何保梅上下班。
“我一开始就坚持付钱，说，如果他不收钱，就不要他送了，他才勉强收了第一天的钱。这两天，他又说不收钱了。”何保梅表示，关心医务人员的心意领了，但钱是一定要给的。
能帮助别人，比自己赚钱都开心
2月11日上午10点，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上这位乔师傅时，医院门口等候何保梅下班。当天，何保梅是晚班，要10点30左右才出来。乔师傅9医院门口等候，“他们下班时间不定时，我就早点来了。”
34岁的乔师傅是江苏人，4个月前才来杭州，这个春节，他本来打算在杭州开车，赚点钱，过完正月十五再回家，没想到遇上了疫情。“生意肯定是很差的，一天最多的时候也就接不到10个人。”
说起接送何医生的事，乔师傅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举手之劳的小事，不值得说。”
其实，疫情出现后，乔师傅一直想尽自己所能，做点事，“捐钱我也没那么钱可以捐，就想到自己开网约车，也可以帮帮别人。这段时间，医生、警察都特别辛苦，他们又是必须出门的人，所以我很愿意免费接送他们。”
乔师傅说，他最近遇到的客人中最多的就是医生、警察和志愿者。
前一天晚上，医院接了一单，也是位值夜班的医生，他当时就留了电话说，再用车，可以联系他。
乔师傅的网约车是租的，自己每个月还要承担租费，这样不是太亏了？
“有啥亏的，我够自己生活就可以了，特殊时期，能帮助别人，我觉得比自己赚钱都开心。”为了安全，乔师傅在车里备了酒精消*，每送完一位客人，他就把车的里里外外喷一下，尤其是座位、门把手，“客人上下车，我都不让他们开门，我下来给他们开。”
乔师傅这么热心，也是因为他来杭州的时候，接受过陌生人的帮助。
“我刚来时，身上的钱被朋友骗了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余杭一位大姐，和我就一面之缘，她说自家房子的租客还没到，先免费让我住。我住了一个多星期，心里过意不去，给她转了元，她又退了我元。所以，我知道，困难的时候，有人能伸手帮一把，是什么感觉。”
泪目！87岁老人30多年攒20万，自己舍不得花，为抗疫全部捐出
10日，重庆万盛街道万新社区便民服务中心，87岁的老人倪素英捐出她的毕生积蓄20万元。她说，这笔钱她已经攒了30多年，现在，是这笔钱发挥价值的时候了。老人多年来一直独居，租住在一个老旧门市内，平时摆摊卖小百货来补贴家用，她生活节俭，舍不得为自己多花一分钱。老人儿子说，“我母亲是个热心肠，她为疫情防控捐款，我们子女也大力支持”。老人说：“国家有难，我不能做旁观者。”
来源：综合钱江晚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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