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丽君:偶尔会想起,永不会忘记
相遇
中国论文
成方圆至今记得“一个*昏”，1980或1979年，她偷偷摸摸到一个朋友家。一打开大盘601，“那是从来没有的震撼，每一句歌词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句旋律都是新鲜的”。此前没有听过爱情题材，最多就是民歌里的“阿哥阿妹”。“正值情窦初开，豆蔻年华，但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。”成方圆是以拉二胡进的中央民族乐团，是民乐里的佼佼者。“那歌词就是我心灵的写照。虽然是中文歌，但歌词、形式都没见过。当时流行音乐是一锅烩，不分类型，内地人的视野还没打开。文化百废待兴，邓丽君开启了我听觉上一扇门。”
屠洪刚进中国戏剧学院时只有9岁，约1980年以前，他第一次听到邓丽君。“怎么还有这么好听的歌？”上午表演学京剧翻跟头，到晚上，“宿舍里，熄了灯，大家就喊别出声，老屠，来个柔曲儿”。后来，屠洪刚成了歌手。“你在台上你就是个角儿。”他说，“邓丽君演唱会的录像带影响了我，台上不能偏离自己的性格，不迎合谁，不洒狗血。”
扒带
邓丽君歌声里有力量的部分，是录音机出现的功劳。那是一个硬件决定软件的时代。邓丽君的声音在录音机里非常亲近，“感觉没距离，像是跟你旁边说话”。她经常用“你、我，你们、我们”来达到对话的效果。“好多年里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称呼，亲切，好像是对着你诉说。”
金兆钧上大学时跟同学借到了录音机扒带子。有一首《香港之夜》他记得特别清楚：“最后有一句‘秋虫在呢喃’。我听不清，怎么也写不出，录音也差。邓丽君就是一种梦。”偶尔会想起，永不会忘记。
1978年词作家宋小明去重庆出差，就在解放碑广场，坐着一圈穿着时尚的青年，手里全都抱着大黑胶唱片，全是邓丽君的。那时连盒带都极其稀少，更别说黑胶唱片。但这个时期音乐还是邓丽君的歌多，晚上走到巷子里，就听到楼上有邓丽君的歌。
对于“文革”中生长起来的新一代人，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体女性形象。八个样板戏里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已经翻来覆去地出现太久了。成方圆觉得邓丽君最动人的还是甜美，“婆婆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媳妇，男人觉得宜家宜室，弟弟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姐姐。”崔健说自己听到邓丽君的感觉：“原来歌还能这么唱！”
邓丽君唱的方式、唱的内容，无一不在巨大的信息交换不对等的情况下成为经典。金兆钧说：“30年代以来她是所有歌手演唱和表现集大成者。唱‘goodbye my love，我的爱人再见’到现在听还是毛骨悚然。她唱《路边野花》，又唱《在水一方》，气度大，一人能诠释不同的角色还都不俗。”
对于走上流行音乐道路的人，最初的“靡靡之音”都是通过邓丽君的“开蒙”，所有的女歌手都是邓丽君的学生。
成长
邓丽君的发声法是欧美流行歌发声。“一首歌无非就是音色和唱法。”解承强说，邓丽君是现代字正腔圆的极限，每一个字都很考究，“一个字就能达到那个年代最高水准”。现在器材更好了，但字正腔圆是邓丽君做到了顶级。“你可以把模糊当风格，但是声音的发法，邓丽君有选择，不是所有歌都唱。”她严格控制自己的风格范围。“她研究出一套她自己的字正腔圆，不是完全照搬戏曲。”
邓丽君出现10年以后，李海鹰批判式的歌词《弯弯的月亮》里写，“只为今天的村庄，还唱着过去的歌谣”。“内地经济形态也好了，崔健写‘我曾经问个不休’，*唱‘放学了别管我’。邓丽君当时就是非常好的心灵鸡汤，啊，所有的痛苦，都没了。”
邓丽君的作品很奇怪，偏偏禁得起推敲。邓丽君的音乐是不会固化的。如果说美国流行音乐的根是黑人音乐，那邓丽君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破局吗？“她唱得那么妖艳，可是给人的感觉是男女老少都喜欢。”
当时中国号称有几万歌手模仿邓丽君。“你还得经历你的人生呢，音乐只是一部分。”聪明的歌手自然不会走进模仿邓丽君的死胡同。刘欣如是当年最有名的邓丽君模仿者之一。1986年刘欣如第一次去日本演出，这是正式的第一次有内地歌手赴日演出。“我去日本时他们惊讶于中国还有流行歌曲。”解承强说，他给她写了《生活是首无言的歌》，其他歌手都是模仿港台歌手的概念唱，但她得了金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