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有些轻微感冒，管理人员询问我要不要换人进隔离区时我还是拒绝了，来这里一个多月，大家都是能坚持就坚持，我在里面算是比较年轻的，身体素质也还不错。第二天要来多名隔离人员，我们要提前把房间的床都铺好。不记得铺过多少间屋子的床，戴着N95口罩的我大口吸气，却丝毫没法改善缺氧和想吐的感觉。天实在太热了，休息了一会儿还是没能缓解，实在是顶不住了，一起铺床的同伴扶着我往“一脱区”走。我们还专门找比较凉快的阴凉地走，一边大口吸气强忍着要呕吐的感觉，一边想，是不是老了以后走路，就是这么“步履维艰”。
脱完防护服的我吐了几口酸水，开始手痉挛、脸和腿都发麻，一直喘粗气，强撑着走出“二脱区”，门口站了几位接应我的老师。大家把我扶到房间里，我只感到自己喘不上来气，眼睛也快要睁不开了……隐约中我听到老师们打电话联系，感觉到有凉凉的毛巾一直为我降温，之后的我再醒来，医院的病房中了。
院领导和同事们非常关心，对我进行了全力救治，很快我就恢复了。心中难免自责，因为自己的原因为观察点的同事们添了许多麻烦，大家都还为我担心。
除了铺床、撤床、消杀、送饭、采样等固定工作需要进入污染区工作，对被隔离人员提出的要求，我们也要尽量满足，而这些要求，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。最初来到观察点时是春天，温度刚好合适。作为专业的医务工作者，无论是长期驻扎还是短期任务，大家都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和强度。观察点的工作几乎都是在室外完成，随着天气越来越热，高温！确实变成工作中实实在在且很难克服的困难。在我回院治疗前，所有医护人员除了对隔离人员完成核酸检测、健康监测等常规工作，同时还要兼负保洁、安保、维修人员的职责，完成收集隔离人员产生的所有废弃物、安全巡视、对各个房间临时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。工作难吗，大家相互配合、齐心协力，在被隔离人员理解和支持的良好氛围下，咬咬牙，也还能挺过去。但当下的天气，让每个人的身体都难以承受，再加上时常有不理解我们工作难处的被隔离人员，一遍遍因为非工作人员态度进行投诉或提出不合理要求，大家又觉得工作好难好难。
我的同事之中，有一位50多岁的老师，因为天气太热，高强度的工作下，汗水不停涌出，即使把流淌下来的汗水吞咽下去，可时间长了，N95口罩依旧会贴在脸上，堵住仅有的呼吸通道，像是被真空抽气一般，窒息、甚至有濒死感。后来老师对我们描述，“满是绝望，觉得自己喘不上这口气，就要不行了……”即使这样，老师还是拼尽所有的力气完成了规范的消杀和脱防护服操作，摘下N95口罩时，满脸的水，已经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。
对我们每次进污染区工作所遇到的各种问题，观察点医务人员总负责人张海苓主席都非常重视，艰苦的条件下，她为我们就地取材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。她在观察点的两个月工作中，除了积极协调和处理各项工作，也非常重视所有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。将常规工作尽量安排在一早一晚完成，午餐在征得隔离人员理解后尽量以快餐随早餐送入，以避开中午的高温天气。排班时会考虑到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体能体力，合理搭配完成工作，以缩短在隔离区工作时间。谁的身体不舒服，她都会第一时间知道，尽量安排大家休息。女医生或女护士，她也会尽量避开大家的生理期进行大量工作。一再嘱咐大家工作时不能独自行动，一旦感觉不舒服立即撤出，当出现危及生命健康如因口罩贴敷口鼻导致窒息时如何自救等，即使能想到做到的都做到了，依然躲不过高温带来的中暑问题。
翻到我刚刚去观察点工作时，家人在